《肿瘤瞭望》：Shariat教授，欢迎来到中国上海，请您分享一下大会感受。

　　Shariat教授：十分荣幸受邀参加这次会议！这是一个高质量的会议，不仅从内容上，而且从平台、结构上体现了中国不仅是创新的接受者，也是领跑者。令我印象深刻的不仅是中国同行对技术的掌握，更是他们前沿的思想，他们深刻地认识到生物和技术对泌尿疾病、泌尿肿瘤的意义。从上午到下午，会议内容逐步推进、逐步深入。会议组织得非常好，体现了上海和复旦大学的水平。上海肿瘤医院以及中国在科技、知识和科学方面都走在了前沿。

　　《肿瘤瞭望》：2015年欧美专家共识与往年相比有哪些新的改动？

　　Shariat教授：膀胱癌这种疾病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受到的关注不多，疾病生存期也没有很多改变。近年来，在许多层面发生了很多变化，也有很多创新。这些新研究可以分为不同层面：

　　第一，诊断方面，新的成像技术及免疫荧光技术如Hexvix可以更好地检测膀胱癌肿瘤细胞。如果诊断准确、治疗手段合适，肿瘤治疗的有效率和缓解时间将会更长。

　　第二，通过TCGA数据库，我们对膀胱癌的分子标志物和分子基础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很多TCGA结果来自于中国的二次研究。数据分析有助于膀胱癌治疗的改进。

　　第三，也是最大的改变，是在膀胱癌的分期方面。一些特征包括特殊组织学类型和淋巴脉管浸润，在膀胱癌分期中十分重要，这在过去的指南中并没有。这两个临床特征将改变和指导我们的治疗决策。对于T1期肿瘤的特定组织学类型或淋巴管浸润的患者需要早期行全膀胱手术；而在进展期膀胱癌患者中，以上两个特征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患者是否需要接受新辅助化疗。

　　第四，在欧洲，二线化疗已经进入指南，而美国尚未批准二线化疗（美国没有二线化疗）。这个很新。

　　第五，一项临床试验发现，如果对高危膀胱癌患者使用卡介苗（BCG）灌注，应该给足三年全剂量治疗，以达到最佳疗效；而对于中危患者至少应给予一年灌注。即便维持使用BCG，其副作用并不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另外，治疗疾病需要有一个多学科团队，比如病理学专家对特殊病理特点的报告可以协助我们泌尿科医师制定更好的治疗方案。

　　虽然现在改变、创新并不多。但我们相信未来随着TCGA的深入研究和新免疫疗法的出现，膀胱癌的治疗将会迎来革命性的改变。

　　《肿瘤瞭望》：2015年欧美专家共识是否适合中国患者？

　　叶教授：事实上，美国或欧洲的共识或指南每年都会有所改变，但在中国不是这样。我们中国也应该每年更新现有的专家共识和指南，至少每两年一次。因为每年都有新的证据出现，尤其在膀胱癌方面。其次，欧洲或美国的指南或共识都是基于大量的证据提出的。因此，中国的同行更应该跟进，遵循这些在现有证据基础上提出的指南和共识，这对临床决策非常重要。第三点是，膀胱癌在中国大陆和亚洲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疾病，很多因素可能会增加膀胱癌发病率，比如吸烟。在中国大陆是一个严重问题。我们必须鉴别出这些高危患者，对他们进行更积极的治疗以预防复发和转移，因为即使治疗后其复发风险仍很高。当然现在还没有更多证据，我们必须做一些新的尝试。

　　《肿瘤瞭望》：中国同行在临床实践中应该如何使用国际指南？

　　叶教授：其实许多疗法去年才在中国面市，比如膀胱癌中预防复发最重要的BCG灌注。对于中国患者来说这是个新疗法。国内对这种疗法还没有足够经验，比如如何使用，使用多久才能防止复发？如何减少BCG毒性？许多BCG临床实践方面的共识提到其使用取决于患者的风险。对于极高危患者，BCG使用是临床常规，并且应该长期进行膀胱灌注治疗。另外，中国内地也可应用新的成像技术如NBI（窄谱光成像）。因此，虽然我们有一定经验，但证据级别较低。我们必须有足够的经验，并获得更高级别的证据支持，以便将西方国家的共识和指南融于中国患者的治疗。

　　《肿瘤瞭望》：在中国，膀胱癌诊断和治疗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Shariat教授：叶教授和我们发现中国和西方世界有一定的差异，然而，所面临的挑战非常相似。首先，叶教授也提到吸烟对膀胱癌有重要影响。向吸烟宣战，倡导戒烟，将戒烟作为膀胱癌以及其他疾病治疗的一部分，在社会许多层面都能带来很大的益处，不仅在心血管疾病预防方面，也包括预防和治疗肿瘤。对于膀胱癌患者，如果继续吸烟其预后会更糟。而且吸烟对女性的影响更大，甚至超过男性。这方面很容易获得成果，应该现在就去改变它。其次，挑战是相同的。一方面是预知或减少风险因子；另一方面是早期诊断——这意味着一旦有问题，就要及早接受泌尿科医生的治疗。女性膀胱癌患者往往不认为一些症状是膀胱癌导致的，到泌尿科就诊时往往为时已晚。我们应该让人们认识到膀胱癌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在欧洲大约是第六或第七位最常见的癌症，在中国更是如此。因此，这是膀胱癌管理的要点之一。

　　正如叶教授所提到的，指南遵循循证医学，有助我们对每一个患者作出最佳的临床决策。当然，指南不能让我们做到完全个体化，但可以引导我们向这个方向前进。将指南中的认识应用到临床中，将会极大地提高患者的生存和预后。当前我们应该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戒烟；第二，提高认识，膀胱癌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疾病，它的社会经济负担很大，因为随访特点决定其人均花费巨大甚至是最大；第三，落实叶教授刚才所说，使泌尿外科医生在日常诊治膀胱癌的工作中更多地接受和实施循证医学，这很难实施，也是这次会议的主旨之一。能做到这三点，我们就获得了长远的提高。

　　叶教授：我完全同意Shariat教授的观点。膀胱癌是个难以攻克的疾病，长期以来，在膀胱癌治疗方面罕有新的改变或突破，而且可能长期如此。因此，提高人们对早期诊断的认识尤为重要，因为早期膀胱癌更容易被控制和消除。膀胱癌治疗的难点在于如何防止第一次术后复发。这一问题对泌尿科医师，药学家和基因组学家都很具有挑战。

　　《肿瘤瞭望》：精准医学是否适用于膀胱癌诊断和治疗？

　　叶教授：精准医学是基于基因的诊断，然后对特定的患者采用特定的治疗方法，这也是结合了基因组学的个体化治疗方案。但目前这只是一个方向，不会很快进入临床实践，还需要长期的研究。现在包括膀胱癌在内的肿瘤多学科治疗（MDT）是最好的手段。MDT在未来将可能加入基因组学的内容。目前而言MDT团队应包含外科医生、泌尿科医生、肿瘤内科医生、肿瘤影像学家、病理学家、放射治疗学家。也许在未来分子病理学家和分子科学家、甚至统计学家会加入至传统MDT团队，以达到未来的精准医学标准。

　　《肿瘤瞭望》：在膀胱癌领域中外肿瘤学家将如何合作？

　　Shariat教授：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也看到了许多机会。我们有幸参观了复旦大学肿瘤医院，我们对叶教授团队和这个医院赞赏有加。在许多层面这都是世界一流的肿瘤医院。他们思考的方式和工作人员的热诚是建立起这样一个医院的关键，他们真诚地努力做到最好。医院庞大的组织库储备、丰富的知识储备和经验都为相互合作带来了巨大契机。我个人非常期待双方的亲密合作，不仅包括知识和人员的交流，也包括针对疾病特定问题的研究项目的合作。我坚信，不仅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领跑者，在科学方面也将渐渐浮出水面。不仅欧洲，特别是美国，与中国科学家的合作至关重要，这将给患者带来巨大的契机。昨天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些项目，在一些特定问题合作上双方都充满了兴趣，将来可以在技术和知识上相互取长补短。我们还讨论了一项临床试验，目前叶教授正在牵头一项很有前途的关于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新药临床研究。我们可能会在欧洲跟进这项临床试验，比较该药、BCG和化疗的效果。但在精准医学时代，中国的测序结果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多。所以，这是一个合作的绝佳机会，我非常期待。

　　叶定伟教授（图左）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泌尿外科主任，中国抗癌协会泌尿肿瘤专业委员会侯任主任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肾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抗癌协会理事长、上海市泌尿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肿瘤医院泌尿肿瘤协作组（UCOG）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Shahrokh F. Shariat（图右）

　　奥地利维也纳医科大学教授、奥地利维也纳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是欧洲泌尿外科学会和国际泌尿外科学会上尿路肿瘤、机器人手术指南主编、国际泌尿系统疾病研讨会（ICUD）膀胱癌指南主编，领导多个多中心合作组织（膀胱癌研究学会及上尿路肿瘤学会）开展前瞻性临床试验。他一直致力于研究前列腺癌和膀胱癌的生物学及临床行为及相关分子标志物的探索、检测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