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肝肿瘤切除术是肝癌根治性治疗的最主要方式。随着临床研究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肝癌新辅助治可以将部分不可手术的患者降期转化为可手术患者，最大程度改善预后。而术后辅助治疗可以巩固患者手术成果，降低复发，提高患者生存已取得广泛共识。

2020年ASCO一项新辅助研究壁报显示，30例可切除的肝癌患者按1:1随机接受纳武利尤单抗或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新辅助治疗3个周期后手术，结果显示整体病理缓解率为40%，病理完全缓解24%（单药2例，联合3例），主要病理缓解16%（50~99%的坏死，单药1例，联合2例）。^[3]

我国孙惠川教授于2020年ASCO报道的PD-1联合TKIs用于肝癌转化治疗的真实世界研究显示。60例晚期不可切成肝癌患者在接受PD-1联合TKIs治疗后，11例患者转化为可切除，且数据公布时9例完成了手术、其中5例获得病理完全缓解，预计生存时间超过1年。^[4]

2020年ASCO更新的LANCE研究中期数据显示，对于90例高复发风险肝癌患者使用TACE联合仑伐替尼辅助治疗，较单纯TACE可显著延长中位无病生存期（DFS）（12.0个月vs 8.0个月，HR 0.5，P= 0.0359），降低了50%的术后复发风险。^[5]

周俭教授点评：对于肝癌患者而言，靶向药物、免疫治疗药物的搭配为患者围术期治疗带来了更多选择。可手术患者的新辅助免疫治疗的40%的整体缓解率，将进一步改变新辅助治疗的临床实践；转化治疗层面，中国声音带来新的选择，免疫联合靶向显示出了更大的潜力；对于靶向联合TACE的辅助治疗，LANCE研究更新的数据给患者带来希望，期待进一步OS的更新，也期待未来免疫治疗药物帕博利珠单抗辅助治疗的KEYNOTE-937研究带来更多惊喜。

介入治疗是目前临床肝癌治疗的发展中最具活力、进展最快的领域之一。在不能手术的中晚期肝癌治疗中，TACE一直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常使用的一种不能手术切除肝癌的首选方法，在此基础上，新兴的HAIC也在不断展现出更优的治疗潜能。

2020年ESMO年会中，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石明教授团队证实了对于不可切除的晚期肝癌患者，HACI疗效显著优于TACE，OS 23.1个月 vs 16.07个月。^[6]因此，该团队对157例晚期肝癌患者予以仑伐替尼＋特瑞普利单抗＋HAIC方案对比仑伐替尼单药方案，结果显示，三联治疗组患者取得显著的优势：PFS 11.1个月vs 5.1个月；OS未达到vs11个月；DCR率90.1％ vs 72.1％；ORR 59.2％ vs 9.3％（RECIST）。^[7]

2020年ASCO-GI中一项纳武利尤单抗联合Deb-TACE研究显示，9例患者中，2例PR，2例SD， 5例PD，6个月PFS率为53%，12个月PFS率为40%，12个月OS为71%。主要治疗相关3级不良事件为转氨酶升高（4/9）。^[8]

周俭教授点评：在不可切除HCC患者中，HAIC在肿瘤的有效率和转化切除方面展现出了令人振奋的效果。在此基础上，靶向+免疫+HAIC具有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值得进一步探索。当下免疫联合TACE治疗仍处于探索阶段，已经有多项临床研究正在开展中，包括CheckMate 74W、EMERALD-1、LEAP-012等，研究结果值得期待。

近年肝癌系统治疗如火如荼，靶向药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飞速发展，新兴的联合方案层出不穷，为肝癌患者带来更多选择。2020年，肝癌一线免疫治疗元年，为我们呈现出不一样的诊疗格局。

2020年发表于《NEJM》的IMbrave150研究，对501例晚期肝癌患者一线予以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T+A）方案对比索拉非尼单药，结果显示T+A组显著优于索拉非尼单药组：中位OS，未达到vs 13.2个月；中位PFS，6.8个月vs 4.3个月；ORR，33% vs 13%（mRECIST标准）^[9]。2020年EASL会议中，秦叔逵教授发布的基线相对较差的中国亚组显示了同样的获益：中位OS，未达到vs 11.2个月；中位PFS，5.7个月vs 3.2个月；安全性数据与全球队列一致[10]。因此，《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0版）》、《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肝胆肿瘤指南（2020年第5版）》均将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方案以1类证据推荐为一线治疗首选，开启了一线免疫治疗元年。

2020年ESMO会议公布的RESCUE研究纳入了170例晚期HCC患者，其中未经治疗的70例，一线靶向治疗难治的120例，予以卡瑞利珠单抗+阿帕替尼。结果显示，ORR：一线34% ，二线23%；中位PFS：一线5.7个月，二线5.5个月。中位OS：一线治疗为20.3个月，二线治疗未达到^[11]。因此，以2B类证据被2020版CSCO指南分别新增为一线治疗III级专家推荐和二线治疗II级专家推荐。

2020年ASCO大会上，毕锋教授公布的ZGDH3研究评估了多纳非尼对比索拉非尼一线治疗晚期HCC的疗效和安全性。该研究共纳入我国668例晚期肝癌患者，以1∶1随机分组。结果显示，多纳非尼与索拉非尼相比，在FAS（12.1个月 vs 10.3个月，HR=0.831）和ITT（12.0个月 vs 10.1个月，HR=0.839）中OS均显著延长，中位PFS、ORR和DCR无显著差异。多纳非尼组患者≥3级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57.4% vs 67.5%，P=0.0082）。一举成为索拉非尼上市13年以来，首次于III期临床研究中单药挑战成功的临床研究，有望为临床提供更多选择。^[12]

周俭教授点评：2020年肝癌的系统治疗是风起云涌的一年，靶向治疗中索拉非尼一枝独秀的时代宣告终结，瑞戈非尼晋级为索拉非尼治疗失败后的二线选择，REFLECT研究奠定了仑伐替尼的一线地位，如今，ZGDH3研究隐隐然要将索拉非尼挑落下马，格局变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免疫抑制剂不断摸索，也在不断突破，仑伐替尼联合CS1003、信迪利单抗联合安罗替尼、帕博利珠单抗+瑞戈非尼、派安普利单抗+安罗替尼等免疫抑制剂联合靶向药物陆续取得初步结果，我国的卡瑞利珠单抗荣登指南，“T+A”方案的获批更称得上是肝癌免疫治疗的里程碑事件。过去的一年是免疫治疗在肝癌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广阔的前景，愿我们秉持这份繁荣，让更多可行的临床策略在未来开花结果，使患者得到更好的生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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