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ker Ellenrieder教授：本次大会上我比较关注胰腺癌治疗策略方面的一些新进展，主要包括DNA修复机制、肿瘤免疫和基于分子特征的治疗策略等，这些都是肿瘤医学中最新的领域，尤其是在各方面来说都比较落后的胰腺癌中，尤为引人关注。

 

　　癌症早期诊断一直是该领域的追求目标，您认为我们离肿瘤早期诊断治疗的目标还有多远？

 

　　Volker Ellenrieder教授：实际上我认为胰腺癌的早期诊断才刚刚起步，离我们预期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胰腺癌预后非常差，5年生存率仍然低于8％，可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胰腺癌缺乏早期具体症状。而一旦出现临床症状，患者大多已经处于疾病晚期，失去了手术根治的机会。约15-20％的患者诊断时仍具有可切除病灶，此时手术是唯一有治愈可能的治疗选择。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更合理的早期诊断技术，然而影像学手段的效果并不能达到我们的预期。我希望找到更好的分子标记物，尤其是在具有高危家族背景的患者中。我认为在普通人群中进行胰腺癌筛查并没有多大意义，但在一些具有胰腺癌高危风险的情况下，如有家族性胰腺炎背景或具有特定的DNA修复机制已知突变（如BRCA1、BRCA2或糖尿病史）家族史的患者中，寻找早期检测的生物标志物将是有意义的，但这不是临床常规检测。过去几年中，有很多发表的研究显示，液体活检可能是一种良好的早期检测策略，特别是检测肿瘤细胞游离DNA，或是在血液中和外泌体中寻找特定突变。有一些数据显示，这方面具有一定的前景，然而这仅是临床前研究，我认为至少还有5年才能得到一些明确的结果。

 

　　如何制定合理的肿瘤早期诊断策略？

 

　　Volker Ellenrieder教授：目前早期诊断策略主要是包括两种：血液检测和胰腺超声，然而这方面的效果仍然差强人意。我认为液体活检给了我们一些希望，将来结合影像学示踪剂的发展也许能够发现胰腺癌的早期前兆病变。当然这仅是我的一种猜测，实际上我认为我们在肿瘤治疗中的成就远远优于肿瘤的早期诊断。

 

　　Volker Ellenrieder教授：正如我在大会上汇报的那样，肿瘤生物学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过去的5 - 10年间，我们对于胰腺癌生物学的理解有了巨大进步，包括更好地了解胰腺癌细胞的遗传多样性。我们发现，胰腺癌不仅仅是存在1种或2种驱动突变基因，而是具有大量的遗传改变，那么下一步就是找出哪些是重要的驱动突变，而那些是影响并不大的旁路突变。我希望这种基于分子特征的鉴定能够有助于识别肿瘤中的生物标志物，并且这些标志物可能有利于预测化疗的反应性，例如DNA修复机制中的一些遗传标记物可能是潜在的疗效预测因子。

 

　　关于肿瘤免疫学，我不得不说这方面的数据相当令人失望。除了遗传多样性外，现在人们对于肿瘤基质组成方面的了解也越来越深。我们知道肿瘤基质和肿瘤细胞之间存在强烈的信号串扰，并且这种串扰主要取决于肿瘤细胞的遗传构成。总之，肿瘤细胞能够接受来自微环境的信号，但同时也发出信号影响微环境，而基因组能够调节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释放模式，当然也能够影响肿瘤基质。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改变肿瘤细胞的遗传信息，则会影响肿瘤的微环境。肿瘤基质相关新治疗策略中一个观点就是肿瘤基质是非常密集的，并且由于某种原因实际上能够防止免疫细胞募集到肿瘤中。很有可能是来自肿瘤细胞的信号影响了肿瘤基质，从而造成我们所称的免疫抑制环境。效应T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具有杀死肿瘤细胞的作用，然而他们无法进入肿瘤病灶的中心，无法作用于肿瘤细胞。我们总是可以观察到许多围绕着肿瘤的效应T细胞，而不是位于肿瘤细胞所在的肿瘤内部。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新的方法允许效应T细胞进入肿瘤，并且确保效应T细胞发挥抗肿瘤效应。

 

　　因为肿瘤细胞激活T效应细胞的机制各不相同，所以我们必克服这种机制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检查点。虽然检查点抑制剂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正如我所说的，作为单一疗法给予检查点抑制剂可能不适用于胰腺癌。免疫药物与其他药物，如基质蛋白抑制剂或化疗药物紫杉醇的联合很关键，而且给药的先后顺序可能也很重要。例如，我们必须先使用一种药物破坏PEGPH20等基质，然后免疫效应细胞才可能会侵入肿瘤。如果结合化疗杀死肿瘤细胞，可以使肿瘤细胞增强对T细胞的募集能力，同时避免T细胞被肿瘤细胞失活。因此，我认为药物的联合和联合的顺序将是未来的主要的挑战之一。

 

 

　　Volker Ellenrieder教授：我认为炎症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我认为炎症病变因子能够快速激活进入并影响微环境和肿瘤细胞。我认为这些也是肿瘤的主要调控因子，而这方面我们没有投入很多兴趣和努力。更好地了解这些炎症转录因子如NFAT或STAT3的作用机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治疗策略之一，特别针对胰腺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