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中国肿瘤学发展的一方“福地”和“高地”，作为新中国肿瘤学的发祥地，这里诞生了许多“中国第一”，乃至“世界首例”。众多肿瘤学研究从基础转化到临床，成为实实在在普惠于民的研究成果，也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交流的舞台。而今天和明天，乘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春风，我们看到了中国肿瘤学领域正如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海内外规模庞大的肿瘤学研究，加速转化进入临床。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徐波教授认为，“攻克癌症需要世界各地的医学研究者通力协作，通过国际合作、优势互补促进更多的肿瘤学基础研究向临床转化。此次会议共同主办方之一的莫菲特癌症中心是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指定的综合性癌症研究中心，其优势在于对血液肿瘤及实体肿瘤的转化研究。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与之合作已有十年之久，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而本次大会期间，双方续签了未来十年的“兄弟医院”合作协议。“与美国首屈一指的临床研究中心加深合作，弥补了我们临床试验研究的短板。期待通过更多的国际临床试验项目，促进转化医学的发展，从而让更多的患者受益。”徐波教授对此国际合作前景充满期待。

 

此次大会的国际参与规模以及未来中国肿瘤学研究成果转化之潜力的确令人心生向往。据悉，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也与德国癌症研究中心签订了合作备忘录。该中心是欧洲最大的肿瘤基础研究中心，也是欧洲最大的基因组学研究基地，在基因组学研究方面优势显著。该中心有众多优秀的科研人员，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与之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为后续合作奠定基础。徐波教授进一步展望道：“今后‘中德’双方合作，在基础研究方面将关注肿瘤精准医疗基因组学层面的合作；在临床研究方面将侧重放射肿瘤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具体合作。我们将在研究项目上结合各自优势共同推动肿瘤转化医学发展！”

 

 

随着疾病研究进入了分子生物学的深度层面，二十一世纪以后的肿瘤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心理-社会-生物学”模式转变，疾病研究和诊治的内涵越来越“综合”，也初步体现了个性化的“精准”特征。肿瘤学的研究转型变化尤其明显，肿瘤诊断从以往的组织病理分类，逐渐发展为分子分型诊断。不断涌现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充分体现了“分类而治”的精准特征。

 

天津医科大学科技处处长、肿瘤医院副院长陈可欣教授向我们介绍道，在肿瘤精准医疗时代中，肿瘤遗传学、基因组学、环境组学等横纵交叉深入的研究转化成果在肿瘤诊疗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关键，临床实践与之发生的互动越来越频繁。肿瘤发生受到后天环境和先天遗传等因素的影响，既有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等宏观因素，也有基因背景、基因突变等微观因素影响致病过程，而医学研究者的科研思路也需要随之转型，我们应该从宏观到微观，针对每一个患者的不同发病因素、致病机理、疾病状态等制定出个性化的精准治疗策略。

 

徐波教授也认为，环境因素对人体DNA的损伤是肿瘤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应用DNA损伤修复机制来设计新的靶向治疗，是转化医学从基础到临床过渡的热点。相比于正常细胞，肿瘤细胞有无限生长与转移的优势，攻克肿瘤的关键环节或许就是找到肿瘤增殖的薄弱环节，我们称之为肿瘤的“阿克琉斯之踵”。

 

诚如陈教授和徐教授所述，肿瘤的致病过程离不开环境和遗传等宏观与微观因素的影响，而这两个层面的研究并非泾渭分明的隔离，也并非一人之力、一个机构闭门造车即可完成的，越来越多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对肿瘤防控等公共卫生学政策也产生了影响作用。比如近两年来BRCA肿瘤遗传基因的发现对乳腺癌、卵巢癌、前列腺癌的早期诊断、筛查和预防治疗等指南制定都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在本次大会上，陈可欣教授介绍道，精准医学时代下，肿瘤防控策略要更加提倡“关口前移”。一系列的癌症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每年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其中偏中晚期别的癌症患者比例对5年生存率的贡献是重要因素。以HER2+乳腺癌为例，早期患者通过靶向治疗的5年生存率可达80%以上，而晚期患者这一生存率则显著下降。为了进一步探索精准筛查模式，2017年开始，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开展了“天津市常见恶性肿瘤早诊早治项目”，涵盖了肺癌、乳腺癌、肝癌、胃癌等本地区四大高发恶性肿瘤。而此项目的开展得益于2年前即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首个运行的“精准医学大数据中心”。临床大数据与生物样本数据的整合和共享机制下，将产生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为肿瘤防控提供越来越多的精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