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批号：CN-69771

张剑教授：您在这次会议上报告了MINDACT研究随访8.7年的二次分析。相较于2016年的首次分析，此次分析结果中，cH/gL患者化疗和非化疗组ITT人群的DMFS和OS结果表现如何？

Porf. Cardoso：这个问题很好地提到了的主要终点和其中一个关键次要终点。正如前面所言，我们这项研究的主要终点是5年DMFS率，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与总生存率很接近，而非无病生存率。通过长期随访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终点的数据更加积极，获益更强，5年DMFS率已经达到了95.1%。我们再来看cH/gL这部分患者化疗和非化疗的差异，5年DMFS率差异从随访5年时的0.9%增加到了随访8年时的2.6%，而5年OS率的差异是1.1%，而8年OS率的差异则为1.4%。可见无远处转移生存的差异变化是很明显的，而总生存的差异变化并不太明显。

张剑教授：谢谢，这样的研究结果确实令人印象深刻。您在不久前的SABCS大会上也报告了MINDACT研究的探索性分析，并得到了与TAILORx^[2]研究相似的结果，即≤50岁的人群仍需要在内分泌治疗基础上联合化疗。中危人群的化疗指导是否需要加入年龄等其他考虑因素？

Porf. Cardoso：我认为在TAILORx和MINDACT中观察到的结果都非常有意思，但我们必须记住这仅仅是探索性分析，还不是试验的主要对象。探索性分析有利于我们理解结果，但不是判断这些研究的主要问题。这两项试验都提示对于不到50岁的、年轻的、绝经前女性，并且临床高危、MammaPrint低危的患者可以从化疗中增加获益。大多数人认为这种获益来自于化疗，但如果这些患者在TAM基础上接受卵巢功能抑制，不一定能看到这样的差异，而我们还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

张剑教授：您刚才提到，对于50岁以下的绝经前患者，化疗引起的卵巢抑制可能是增加5年DMFS获益的主要原因。在这项研究中有没有患者利用GnRH-a进行卵巢功能抑制？

Porf. Cardoso：我记得MINDACT在15年前注册的。所以当时很少使用卵巢功能抑制。因此TAILORx和MINDACT研究中进行卵巢抑制的患者数量非常少，也就大约有15%的患者接受了卵巢功能抑制，其中大多数患者仅接受他莫昔芬治疗。

张剑教授：MINDACT和TAILORx研究中，绝大多数患者的内分泌治疗方案为单独TAM，您也提到了对于≤50岁的更年轻患者，还不能确定其获益应该来自化疗还是联合OFS。您更倾向于是哪一种答案？

Porf. Cardoso：是的，正如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不能从MINDACT或TAILORx中得出结论，回答这个问题。究竟是卵巢功能抑制还是化疗？我个人认为是卵巢抑制。因此，对于这些临床上有高风险的女性，如果MammaPrint结果呈低风险，我还是会考虑给予内分泌治疗联合OFS。

张剑教授：您是否考虑将50岁以下的患者进行分层，比如是35岁或40岁以下和40-50岁等不同亚组的患者。因为我们知道OFS对40岁以下的患者非常重要，也许化疗引起的卵巢抑制在这类人群中更为重要。您有这方面的相关数据或分析吗？

Porf. Cardoso：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是MINDACT和TAILORx研究的入组患者中，40岁以下的患者比例很小，所以对于非常年轻的患者我们还无法提供答案。但如果我们观察40-45岁，45-50岁等不同年龄段患者会发现，这种影响主要是在45-50岁之间。所以确切地说，是在那些化疗更容易导致更年期的人身上。所以你是对的，这确实与年龄有关。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年轻患者来得出结论。但对于40岁或45岁以上的人，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差异。

张剑教授：好的，非常感谢你的介绍和回答。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和有趣的临床试验结果。这项研究的巧思非常打动我，我想在未来五年到十年，我们都很难再看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研究。再次非常感谢！

Cardoso教授介绍MINDACT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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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ACT是一项探索化疗降级的研究，即通过传统的临床病理特征和MammaPrint基因检测来评估患者的复发风险。两者均低风险（cL/gL）的患者我们建议不进行化疗；两者均高风险（cH/gH）的患者则会建议化疗；而其中一种高风险（如cH/gL或cL/gH）的患者我们会进行随机化，进一步寻找可以避免化疗的患者。

因此，作为一项治疗降级研究，MINDACT研究预设的主要终点是在临床高风险、MammaPrint低风险（cH/gL）的这组患者中，不接受化疗的5年DMFS率达到92%以上。2016年的中位初次分析显示这组患者的5年DMFS率为94.7%。这次中位随访8.7年的二次分析中，有90%的患者至少随访5年，70%的患者至少随访8年，结果看到5年DMFS率高达95.1%，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预设的阈值。

这项研究的一个次要终点是化疗或不化疗对cH/gL患者的影响。随访5年时显示化疗与不化疗的5年DMFS率绝对差是1.5%，随访8年时达到了2.6%，5年间差异进一步增加了0.9%。此外，我们进行了一个探索性研究，发现这部分患者中50岁以上的、绝经后女性，给予化疗和不给予化疗的差异并不大，仅为0.2%，但对于50岁以下的、绝经前的Luminal型女性，这一差异则显著高达5%。我们认为这一差异并非来源于化疗本身对肿瘤的细胞毒性作用，而应该是化疗对卵巢功能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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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8.7年的中期随访中，MINDACT被证实是一项积极的降阶研究，并证明了MammaPrint作为基因组工具帮助我们决定辅助化疗的临床实用性；但对于那些临床高危、基因低危的人群是有一定差异的，究竟是单独TAM还是增加化疗，MINDACT和TAILORx都还不能很好地找到答案。

专家简介

张剑

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 行政副主任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一期临床研究中心 医疗主任

上海市“医苑新星”杰青人才获得者

上海市肿瘤化疗质控中心秘书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CSCO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CSCO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

CSCO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青年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乳腺癌整合防治全国专家委员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药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DE首批化药临床兼职审评员

JCO中文版（泌尿男生殖系统肿瘤专刊）编委

Fatima Cardoso

葡萄牙里斯本Champalimaud癌症临床研究所乳腺科主任。Cardoso教授在ESMO、ECCO、EORTC、ASCO和AACR等多个多个学术委员会任职，是ESMO的董事会成员和国家代表委员会主席，EORTC乳腺癌小组主席，ASCO国际事务委员会和ASCO乳腺癌指南咨询小组成员。她还是欧洲肿瘤学院乳腺癌项目协调员和高级乳腺癌国际共识指导会议（ABC）主席。

1. Jacob L， Witteveen A， Beumer I， Delahaye L， Wehkamp D， van den Akker J， Snel M， Chan B， Floore A， Bakx N， Brink G， Poncet C， Bogaerts J， Delorenzi M， Piccart M， Rutgers E， Cardoso F， Speed T， van ’t Veer L， Glas A. Controlling technical variation amongst 6693 patient microarrays of the randomized MINDACT trial. Commun Biol. 2020 Jul 27;3(1):397. doi: 10.1038/s42003-020-1111-1. PMID: 32719399; PMCID: PMC7385160.

?2. Andre F， Ismaila N， Henry NL， Somerfield MR， Bast RC， Barlow W， Collyar DE， Hammond ME， Kuderer NM， Liu MC， Van Poznak C， Wolff AC， Stearns V. Use of Biomarkers to Guide Decisions on Adjuvant Systemic Therapy for Women With Early-Stage Invasive Breast Cancer: ASCO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Update-Integration of Results From TAILORx. J Clin Oncol. 2019 Aug 1;37(22):1956-1964. doi: 10.1200/JCO.19.00945. Epub 2019 May 31. PMID: 31150316.

(声明：仅供医疗专业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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