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这位短发花白、精神干练的医生，正是用研究成果多次颠覆世界肺癌圈的胸外科专家陈海泉。他儒雅、睿智、从容，而口音和举手投足间，还流露出山东人的那股子质朴和韧劲儿。

在走上医学道路之前，他和大多数应届考生一样，只知道埋头苦学，一心想考出个好成绩、考上个重点大学。中学时代的陈海泉擅长理科，经常能解出连老师都犯难的题目。他曾梦想从事物理方面的工作，老师则建议他报考数学相关的专业。

不出意外的话，他可能会带着自己的“物理梦”，考上北京的院校，成为一名“北漂”。然而，命运并非如此安排。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今海军军医大学）来山东提前招生，他误打误撞成为了一名穿着军装的医学生。

▲陈海泉教授学生时代留影

从军校毕业后，他又考上了上海医科大学（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硕博士，成为一名资深的“沪漂”。在陈海泉还是小医生的时候，外科巨擘石美鑫教授等前辈的治学态度就深深影响了他。他决定沉下心来，在胸心外科领域学有所长、服务患者。

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出国留学的热潮时期。在陈海泉的同学中，有很多在研究生阶段就通过学校联合培养或者主动退学后走出去了。陈海泉也有过这样的机会，但他很冷静地认为时机还没到，因为他还没想清楚去国外学什么，更没有想过以出国留学作为人生的跳板。就这样，陈海泉成为那一年中山医院博士班中唯一顺利取得学位的毕业生。

时间来到1997年，陈海泉已经研究生毕业并在临床摸爬滚打了5年，成为了一个基本功非常扎实的胸心外科医生。

虽说现在的他已经是蜚声国内外的肺癌专家，但他和复旦肿瘤团队在食管癌、胸腺癌等普胸外的手术量也很大，一年800多台的食管癌手术量在国内的排名很靠前。这些也得益于他年轻时在中山医院心胸外科打下的基本功。

在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后，陈海泉开始思索临床科研和新技术的学习。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就在这一年，Albert Starr教授抛出了橄榄枝，邀请陈海泉等一批中国医生到美国波特兰St. Vicent医学中心进行学习和工作。陈海泉开始了“海漂”的生活。

说起他的导师Albert Starr教授，陈海泉仿佛看到了榜样的力量。不仅因为他是“医学诺贝尔”拉斯克奖得主，素有“心脏瓣膜外科之父”的美誉（他与其他科学家发明了Starr-Edwards瓣膜，并于1960年实施了世界首例二尖膜移植），更因为在他身上，陈海泉看到了一种不知疲倦的干劲儿和求知欲。陈海泉进入他的门下之时，Starr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但他总是充满激情、富有理想，同事们一提到他总会说：“He can run another 20 years（他还能再干20年）。”

在St. Vicent的两年间，陈海泉顺利完成了美国胸心外科医师临床专科培训。他还记得自己揣着Pager（寻呼机）穿梭在病房、手术室和门诊的忙碌景象，更忘不了美国医生严谨的、善于思考的工作态度。比如他们对输血的指征掌握得非常严格，而且需要准确地计算失血、输血的量（甚至能精确计算出输血后有几个压积单位的红细胞升高）；他们在搬动术后病人时发现，不少病人会发生猝死，经过思考和验证是一种很罕见的冠状动脉气栓所导致……

▲陈海泉在St. Vicent工作的留影：中间为陈海泉，右侧为该手术团队的attending（主治医生），左侧为团队的assistant physician（助理医生）

陈海泉认为，这是一种“以临床问题和结果为导向”的临床体系和思维。也就是在临床中发现问题，然后通过科学研究去解决问题，使得医疗流程更加安全、合理，从而让患者获益更大。在这些细节的观察中，以及经过系统规范的专科培训，陈海泉的临床和科研思维也得到了更大的开阔。他期待着能将最新的理念和技术，尽早地带回国内。

经过两年的专科培训，陈海泉是有机会留在美国继续工作的。他放弃了获得绿卡的机会，毅然决定回国。他说：“我一定不能留在那儿，因为把学到的东西带回国一定会大有用处，实实在在地为中国老百姓解决更多的问题。”

80年代，我们国家小儿先心病“法洛氏四联症”的手术死亡率是5%，而欧美国家在5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水平。陈海泉也曾经做过早产儿或未成熟儿（premature infant）的先心病手术，最小的患儿才700g。他深知我们与国外之间的差距，所以大家一直在努力赶超。得益于持续的改革开放和快速的经济发展，更多像陈海泉一样的有志之士纷纷回国，也见证了中国医学技术的飞速成长。

▲陈海泉在St. Vicent工作期间的手术记录：这是一例仅有700g的低体重女婴，患有大动脉导管未闭，行左侧开胸-动脉导管未闭结扎术

“海归”二十余年来，加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后的陈海泉，逐渐将研究重心放在了胸部肿瘤尤其是肺癌领域，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他和团队在JCO、Ann Surg、JAMA SURG、JTO等国内外著名医学期刊上发表了近200篇论文，其中有16篇文章被10个国际指南引用20次。尤其是在肺癌筛查、磨玻璃样结节诊治、冰冻病理指导亚肺叶切除、选择性淋巴结清扫、肺癌微创手术等方面取得了具有颠覆性的研究成果，解决了很多临床实际问题。

陈海泉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他也因此被众多国际权威组织授予头衔，包括：美国胸心外科学会（AATS）会员、会员委员会委员、教育委员会委员、胸外科临床实践标准委员会委员，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STS）国际理事，欧洲胸外科医师协会（ESTS）会员，亚洲胸心血管外科协会（ASCVTS）理事等。

值得一提的是，他是AATS普胸领域的第一个中国大陆专家；也是AATS国际胸部肿瘤外科峰会组委会中唯一的亚洲成员，这个组委会更是被称为“国际胸部肿瘤外科的精英俱乐部”，云集了全球10位顶尖级的胸部肿瘤外科专家。

▲陈海泉受邀在美国胸心外科学胸外科年会（AATS）上进行专题授课

随着陈海泉在国际肿瘤学界声名鹊起，他也多次受邀在国际知名的医学中心进行“大查房（grand round）”，包括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哈佛大学麻省总院、斯隆凯特琳纪念癌症中心（MSKCC）、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瑞士苏黎世大学医学中心、比利时鲁汶大学医学中心等，并在一系列国际顶级学术会议上分享来自中国的原创研究成果。

▲陈海泉受邀赴比利时鲁汶大学医学中心讲学：左一为陈海泉教授，左二为EACTS前任主席Toni. Lerut教授，左三为鲁汶大学医学中心胸外科主任Paul De Leyn教授

2020年，美国哈佛大学布莱恩医院也邀请了陈海泉作为“Schuster distinguished lectureship”前去访问演讲。这个讲学项目以往邀请的都是像F. Griffith Pearson、Alexander Patterson这样的大师级讲者，而且所有受邀讲者的照片和简历将永久张榜在他们医院的荣誉墙上。陈海泉计划在这次授课上介绍胸外科的疾病谱变化、东西方的交流以及胸外科的研究展望等，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此次访问授课尚未成行。布莱恩医院对他的演讲内容充满兴趣，保留其邀请和荣誉称号，并期待疫情后陈海泉能实现此次学术交流之旅。

在陈海泉的努力下，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外科团队也已经走进国际专家的视野。2013年，AATS秘书长David R. Jones教授在走马上任MSKCC胸外科主任后的第一年，就来到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交流访问，同行的还有欧洲胸心外科学会（EACTS）前任主席、电视纵膈镜发明者Toni. Lerut教授。陈海泉和团队演示了一场精彩的双袖状肺叶切除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国际学者应邀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访问：右侧为陈海泉教授，中间为EACTS前任主席Toni. Lerut教授，左侧为AATS秘书长、MSKCC胸外科主任David R. Jones教授

陈海泉的“朋友圈”在扩大，不仅体现了他的学术成就得到肯定，也表明了中国胸部肿瘤的研究成果已经走上世界舞台，并正在影响国际肺癌界的临床实践。

回首海归二十余年，陈海泉说他带回来的“不仅有鱼，还有捕鱼的网和织渔网的方法”；而交流是相互的，现在的陈海泉，不仅能走出去发出中国的声音，同时也能吸引国外学者走进来，自信地向他们介绍来自东方的经验。

“微创3.0”，肺癌的精准外科治疗

随着外科技术的发展，胸外科手术已经从“开大刀”的时代，进入了腔镜微创的时代。然而，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似乎都陷入了一种“唯切口大小论英雄”的怪圈，所谓微创就是手术切口仅有几个或者1个腔镜打孔。

陈海泉清楚地记得，在2015年的一次南京学术会议上，我国台湾的专家提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微创才是真正的微创？”

陈海泉的回答令人耳目一新：“微创绝不仅仅是三个孔或一个孔的表面功夫。微创应该是既有里面的，也有外面，还有系统的……”

在返沪的高铁上，他仍在咂摸自己对微创理念的解释，这也不是他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问题。陈海泉认为有必要系统地阐述一种正确的微创外科理念。就像德国提出了“工业4.0”，我们国家也提出了“中国智造2025”一样，这些新的理念必将对未来的技术发展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就这样，“微创3.0”的概念在陈海泉脑海中有了雏形。很快，他将自己的理解和思考整理成为论文，发表在了“外科圣经”《肿瘤学年鉴》（ANN SURG）杂志上。陈海泉解释了“微创3.0”核心要素：首先是切口微创，小切口为患者带来外观美容方面的获益当然是不用怀疑的。其次是器官（组织）微创，最大限度保留有用器官和组织，减少手术副损伤，对患者术后的功能恢复有重要意义。再者是系统微创，比如手术和麻醉时间，对患者合并症、体能状态、耐受程度的全局考虑等。

实际上，陈海泉的许多临床研究和实践都是在这样的理念下进行的。2016年，他发表在肿瘤学顶级期刊JCO杂志的研究表明，对于非常早期的肺癌（周围型小病灶肺腺癌），结合术中冰冻切片的诊断，给予亚肺叶切除就足够了；随后，陈海泉发表在JTCVS的研究证实，对于低危的肺癌（原位贴壁亚型肺腺癌），如果纵膈淋巴结没有转移则可以不进行清扫淋巴结……这些手术“减法”正是“微创2.0”的体现，既能最大程度保留正常肺组织，也能减少淋巴结清扫带来的损伤和并发症。

陈海泉介绍到，我们现在有很多传统的观念需要改变，一些没有必要的手术和检查可以省略，比如侵入性的气管镜操作、价格昂贵的PET-CT等，绝不能“把早期当晚期治，把良性当恶性治，把惰性当侵袭性治”。

随着低剂量螺旋CT筛查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在体检中发现磨玻璃结节（GGO），成为压在受检者心里的一块巨石。对于GGO肺癌的处理，陈海泉结合循证医学证据和临床经验，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的处理流程。作为GGO诊治的卓越引领者，陈海泉受AATS前任主席Alexander Patterson教授邀请，将这套“复旦标准”撰文发表在ATS杂志上，这是该杂志第一篇关于GGO肺癌处理的专家综述（Invited expertise review），也是该杂志第一篇由中国医生完成的专家综述。

▲陈海泉提出肺小GGO处理流程的“复旦标准”

陈海泉认为，GGO是一种惰性疾病，病人并不需要急于开刀。一个已经订婚的女孩坚持要做手术，陈海泉问：“男朋友和双方家长支持吗”，但手术后就再也没有看到男方陪她来复查了；一个代理职务9个月的男青年也要开刀，陈海泉问：“你什么时候转正呢……”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除了遵循随访计划，在保证患者生存状态的同时，陈海泉希望GGO的手术不会影响病人的生活轨迹和职业生涯。

随着医学模式的发展，微创技术的内涵还将变化处更多变化，包括从生理到心理，从家庭到社会的“微创plus”。他眼中的肺癌微创治疗是建立在综合诊治前提下的个体化治疗，这也是精准医学的内涵。

▲陈海泉在门诊为患者解释病情

“敬畏生命，相信科学”，这是陈海泉对自己的病人和学生经常说的一句话。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药物和技术从基础向临床转化，肺癌的诊治需要更加规范、理性的思考。在陈海泉心里，提高早期治愈率和晚期生存率，以及改善生活质量就像人的左膀右臂，如果生存是“右利手”，那也不代表左手就可以轻易放弃。他始终信奉“以问题和结果为导向的临床实践和研究”，为病人创造更多改善生存和生活质量的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