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前列腺癌又被称为“退休癌”，已经成为我国男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且发病率呈快速增长趋势。然而，我国初诊前列腺癌以中晚期为主，整体生存率相较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仍有巨大差距。如何为晚期前列腺癌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手段，开展更多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是摆在中国泌尿肿瘤学者面前的一大挑战。在2023年4月1日举行的第一届中国泌尿肿瘤临床研究高峰论坛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虞巍教授带来了“前列腺癌治疗现状和难点”的精彩报告，并在接受《肿瘤瞭望》的采访中进一步分享了晚期前列腺癌的诊疗进展，以及对中国前列腺癌临床研究发展的期待。

 

 

虞巍教授：很高兴和大家分享晚期前列腺癌的治疗进展。对于mHSPC患者而研究，雄激素剥夺疗法（ADT）是内分泌治疗的基础。近年来的临床实践有了更多强化治疗的方案，从ADT联合新型内分泌治疗（NHT），到ADT联合化疗和NHT，都积累了丰富的循证医学证据，能够为患者带来更长期的肿瘤控制和更好的生存获益。这也带来了一个临床困惑，我们应该选择ADT+NHT还是ADT+NHT+化疗？我们可以看到，根据ARASENS和PEACE-1研究，整体上采用三药联合治疗策略的患者主要是初始诊断转移性疾病高瘤负荷的患者，而且这些患者无论是体能状态，还是治疗意愿方面也能够接受化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三联方案可能更适合疾病负荷高的患者，能够让患者获得满意的肿瘤控制并提高生存率。

 

当然，在整个治疗方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ADT联合NHT仍然是治疗的基础，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在临床实践中也可以参考一些临床指标，比如肿瘤的恶性程度高，存在广泛转移、溶骨性转移、内脏转移等进展速度快的肿瘤，在可耐受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更强化的治疗策略，这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而定。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仍存在诊疗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一些地区仍然仅将ADT作为mHSPC初始治疗方案，这种情况下需要加强患者监测，在肿瘤进展时能够及时转换治疗策略。如何兼顾肿瘤控制、成本效益，让患者活得更久、活得更好，依然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

 

虞巍教授：在目前的临床实践当中，新型内分泌治疗已经前移到mHSPC和mCRPC一线治疗阶段。我们可以看到，随着NHT的广泛使用，一旦这些患者治疗失败后，我们仍然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主要原因是这部分患者的肿瘤异质性差异很大。目前，我们主要在精准治疗的指导下来选择后线治疗手段，比如基于HRD状态选择PARP抑制剂，基于PSMA表达情况选择177Lu核素疗法，基于肿瘤增殖情况（如Ki-67）选择化疗。但这些治疗手段的整体疗效仍需要提高。

 

在这些治疗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此类患者的前列腺癌仍然是雄激素受体（AR）高驱动的肿瘤，因此以ADT和新型内分泌治疗为基础，联合化疗、PARPi、核素疗法应该是未来的重要趋势。因此，在晚期前列腺癌的治疗过程中，NHT是贯穿全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既要兼顾前列腺癌的主要驱动信号通路，也要考虑肿瘤异质性的差异，不同的生物标志物状态等，从而选择有效的治疗策略而达到更好的肿瘤控制效果。

虞巍教授：晚期前列腺目前这大难敌主要是在于，肿瘤在终末期的异质性过于显著，我目前已有的治疗工具和手段中，任何一个都很难达到类似于早期治疗那么显著的治疗效果。所以我们需要加强对前列腺癌肿瘤生物学特性的认识，既要考虑患者个体的差异，也需要考虑不同部位肿瘤、不同的肿瘤标志物差异。在这个背景下，加强临床、基础和转化研究。我们需要在这个领域中进行更多创新药物的探索，从而为晚期前列腺癌患者提供更为有效的治疗工具和手段。我们相信未来在各位同道的协作和努力下，一定能够为晚期患者带来更多改善生存、提高生活质量的治疗方案。

 

虞巍教授：近二十年来，我国前列腺癌的临床研究发展非常快速。既往的临床研究数量偏少、质量不高。而这几年来，无论是社会还是医生、还是患者家属都对这个疾病给予了高度重视。因此，在这个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中国前列腺癌的临床和转化研究涌现，当然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能够早日达到甚至超越欧美国家的研究水平。我们希望国内制药企业能够研发更多的创新药物，为晚期前列腺癌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手段，这也是我们医生、患者和企业三方共同努力奋斗的方向。对于医生而言，我们需要把目前已经成熟的药物往前移，让早期的患者提高获得彻底治愈的可能性，避免进入晚期的阶段；从而提高我国前列腺癌的整体生存率，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和更多的治疗希望。

 

 

虞巍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尿路上皮癌委员会常委

CUA基础学组委员

CUA尿控中青年医师联盟成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肿瘤学组委员

北京肿瘤防治学会泌尿专委会常委

北京医学会肿瘤分会青委会委员

专长：泌尿系统肿瘤的微创及综合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