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6月8-11日，2023年第28届欧洲血液协会年会于德国法兰克福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召开，全球顶尖血液专家分享各种科学主题、临床和基础研究，探讨前沿成果。山西白求恩医院（同济山西医院）血液科主任，目前同济常驻专家隗佳教授团队入选3项研究结果，《肿瘤瞭望》特邀隗佳教授进行介绍。

 

01

P1522 PERIPHERAL BLOOD SMEARS DISTINGUISH INFECTIVE FEVER AFTER CAR-T THERAPY

 

 

嵌合抗原受体细胞（CAR-T）治疗为难治或复发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r/r B-NHL）和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r/r B-ALL）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方案。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是CAR-T治疗最常见的毒性反应，然而其常与感染难以区分。早期鉴别CRS和感染的对CAR-T回输后发热患者的临床管理非常重要。同时，最近有研究表明，外周血涂片（PBS）的形态学可为评估CAR-T回输后的动力学评价提供重要线索。本研究聚焦于CAR-T输注后出现反复发热时患者PBS中CAR-T细胞的特征，并结合常规病原体检测方法和mNGS以及相关临床体征和症状，探讨发热的原因。

 

 

2019年5月至2022年11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接受CAR-T治疗后1个月内出现反复发热（定义为CAR-T输注后1个月内体温高于38℃≥2次）的27例患者（R/R B-ALL，n=6，R/R T-ALL，n=1，R/R DLBCL，n=20）。感染标准定义为通过培养或非培养方法（包括病原体核酸检测、mNGS或常规血清学抗原/抗体检测）确认携带病原体的患者。

 

 

在本研究中接受CAR-T输注的27例患者中，10例接受CD19 CAR-T治疗，1例接受CD22 CAR-T治疗，10例接受CAR19/22“鸡尾酒”治疗，5例接受CD19-CD22双靶点CAR-T治疗，1例接受CD7 CAR-T治疗。20/27的患者在ASCT后接受CAR-T输注。27例患者在CAR-T细胞输注后1个月内均出现反复发热，第一次PBS的中位天数为9.4天（平均9.3天；范围4-19）。CAR-T细胞输注后，所有患者的淋巴原始细胞在第一次PBS中下降至0%，非典型淋巴细胞增加2%至85%。我们发现PBS中非典型淋巴细胞的百分比与CAR转基因拷贝数，以及淋巴细胞绝对计数呈正相关，提示扩增的淋巴细胞由CAR-T细胞组成。同时，未感染组PBS中非典型淋巴细胞比例显著高于感染组（P<0.05），感染组的IL-6水平显著高于非感染组（P<0.05）。

 

此外，我们观察到不同CAR-T细胞的形态特征相似，包括CD7、CD19和CD22 CAR-T细胞，它们有较大的细胞体（约为红细胞的4-5倍）和不规则的单核细胞样细胞形状；细胞核多为圆形或不规则，有凹陷，无折叠，染色质疏松，分布不均匀，有小团块，核仁不明显，可见假核仁；细胞质丰富，外胞质呈深蓝色，内胞质呈浅蓝色，明显嗜碱性，可见一些嗜中性粒细胞颗粒，未见空泡。

 

 

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PBS可以作为CAR-T细胞扩增的指标，同时也可用于识别CAR-T后早期发热原因的鉴别。

 

02

P712 SOLUBLE PD-L1 PREDICT POOR OVERALL SURVIVAL AND DISEASE PROG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DE NOVO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是一组髓系肿瘤，以造血干细胞的克隆增殖、无效造血、外周血细胞减少以及高风险发展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为特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免疫检查点通路的失调与MDS的发病机制有关。可溶性免疫检查点（sICs）是免疫检查点的可溶性形式，可从患者外周血中对其进行测量。在实体肿瘤中，许多研究以已发现sICs在预测预后以及介导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的耐药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尚不清楚在MDS中sICs的表达是否失调，以及其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本研究分析了初治MDS患者的sICs、可能介导PD-1/PD-L1表达的细胞因子以及T细胞表面PD-1蛋白的表达水平，分析它们与临床特征之间的可能关联以及其与患者预后的关联。

 

 

在2020年6月至2022年4月期间，79名新诊断为MDS/sAML的患者被纳入这项前瞻性研究，并通过修订的国际预后评分系统（IPSS-R）进行临床预后风险评估。同时期55名健康供者（HD）被纳入对照组。ELISA法检测各组细胞因子（sPD-1、sPD-L1、sCTLA-4、sLAG-3、sTIM-3、sGITR、sOX40、s4-1BB、sST-2）和细胞因子（IFN-γ、IFN-α2、IL-2α、IL-6、IL-7、IL-10、IL-15、IL-17、TNF-α）表达水平，流式细胞术（FCM）检测T细胞（CD3+、CD4+、CD8+、DPT、DNT）表面PD-1的表达水平。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初治MDS患者血浆中sPD-L1水平显著升高，而其他sICs，包括sPD-1、sLAG-3、sGITR和s4-1BB水平较低。MDS患者的PD-1+CD3+细胞、PD-1+CD4+细胞和PD-1+CD8+细胞的百分比也显著低于对照组。PD-1+CD4+T细胞与sPD-1水平呈正相关。在临床病理特征中，较低水平的血红蛋白水平（＜80g/L）与sPD-L1水平较高显著相关。此外，高危组的sPD-L1水平也显著高于低危组。我们还分析了之前文献报道可能上调T细胞表面PD-1水平细胞因子与sICs水平的关系，发现TNF-α水平与sPD-L1和sST2呈正相关。为了进一步研究sPD-L1与初治MDS患者预后的关系，我们通过ROC曲线确定sPD-L1的最佳cut-off值为55.81 pg/mL。根据该cut-off值，血浆中sPD-L1水平较高（>55.81 pg/mL）的患者总体生存较差，中位OS为6.97个月（95%CI 5.533-9.167，P=0.006）。采用多元Cox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输血依赖（HR 3.151，95%CI 1.475-13.952，P=0.008）和较高的sPD-L1水平（HR 3.472，95%CI 1.122-9.862，P=0.039）被确定为影响初治MDS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

 

 

较高的sPD-L1水平是初治MDS患者总体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同时较高的sPD-L1也与较低血红蛋白浓度和MDS进展有关。

 

03

P472 SINGLE-CELL PROFILING REVEALS HETEROGENEITY OF EXPANDED 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S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pDC）是天然I型干扰素（IFN-I）的主要来源，在免疫应答中发挥关键作用。在生理情况下，骨髓或外周血有核细胞中pDC细胞的比例不及1%，但在以pDC恶变为特征的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肿瘤（BPDCN）疾病中，pDC将不受控制的大量增生。在MDS/AML等髓系肿瘤中pDC的异常扩增也被报道，并可能促进疾病进展。在这里，我们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和单细胞RNA测序（scRNA-seq）来研究BPDCN和pDC-AML/MDS之间pDCs特征的差异。探讨pDC在pDC-AML/MDS/BPDCN中的转录组特点及其介导的治疗逃逸机制。

 

 

回顾性分析2014年7月至2022年9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诊断为pDC-AML/MDS以及BPDCN的31例患者（1例pDC-MDS，13例PDC-AML，17例BPDCN）。并前瞻性纳入2例pDC-AML患者和1例BPDCN患者，使用10x Genomics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技术对其骨髓样本进行scRNA-seq，并整合来自公共数据库使用相同单细胞测序技术得到的的5名BPDCN患者和5名健康供者（HDs）骨髓样本数据。

 

 

pDC-AML/MDS及BPDCN患者的中位pDC比例分别为7.4%（2.7-33.6%）和35.5%（0.2-90.0%）。截至2022年9月，pDC-MDS/AML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6个月，BPDCN患者为9个月（P<0.05）。结果发现，pDC-AML/MDS患者对化疗不敏感，大多数患者（81%，9/11）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疗程的化疗才能达到CR，且与接受HSCT的患者相比，未接受HSCT的患者的OS较差（P>0.05）。为了进一步明确pDC在这些患者中的作用，我们进行了scRNA-seq，并在质量控制和过滤后获得了所有样本（2例pDC-AML，6例BPDCN和5例健康供者）中的35，796个细胞，在t-SNE图谱中确定了18个不同的细胞亚群。差异表达基因（DEGs）在HDs、pDC-AML和BPDCN患者中表现出不同的表达模式。在pDC-AML和HD之间，425个DEG下调，609个DEG上调，而在pDC-AML和BPDCN之间，1117个DEG下调，1077个DEG上调。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些DEGs的功能，我们进行了基因集富集分析（GSEA），与HD相比，pDC-AML中“TGF-β信号通路”、“NF-κB介导的TNF-α信号通路”和“p53通路”在pDC上调，而“干扰素-α反应”通路下调。这些结果表明，来自pDC-AML的pDC与AML原始细胞具有相似的特性，TGF-β和TNF-α等细胞因子可能介导其增殖。

 

 

pDC-AML/MDS对化疗不敏感，且其骨髓中pDC表现出独特的转录组特征，相关分析表明这些pDC可能来源于AML原始细胞，其增殖可能受TGF-β和TNF-α等细胞因子介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