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PI3K-AKT-mTOR通路（PAM通路）涌现了众多新型靶向治疗药物，为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CDK4/6i＋ET）一线进展的患者提供了更多精准治疗选择。那么，在现有的循证医学证据基础上，应该如何进行后CDK4/6i时代的治疗策略优化？2024年ASCO大会上，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胡夕春教授主持下，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海伦迪勒家庭综合癌症中心Hope S Rugo教授、巴西圣保罗葡萄牙慈善医院Débora Gagliato教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刘强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王晓稼教授，展开了一场精彩纷呈、干货满满的圆桌讨论，从中国到北美洲、拉丁美洲，从临床试验到真实世界，分享后CDK4/6i时代的精准治疗策略优化。
编者按：近年来，PI3K-AKT-mTOR通路（PAM通路）涌现了众多新型靶向治疗药物，为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CDK4/6i＋ET）一线进展的患者提供了更多精准治疗选择。那么，在现有的循证医学证据基础上，应该如何进行后CDK4/6i时代的治疗策略优化？2024年ASCO大会上，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胡夕春教授主持下，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海伦迪勒家庭综合癌症中心Hope S Rugo教授、巴西圣保罗葡萄牙慈善医院Débora Gagliato教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刘强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王晓稼教授，展开了一场精彩纷呈、干货满满的圆桌讨论，从中国到北美洲、拉丁美洲，从临床试验到真实世界，分享后CDK4/6i时代的精准治疗策略优化。
从东到西
后CDK4/6i时代的精准治疗现状
胡夕春教授：非常高兴能够与各位专家一起讨论Luminal型晚期乳腺癌的诊治进展。乳腺癌严重威胁全球女性健康，HR+乳腺癌是其最主要亚型。首先，请谈谈后CDK4/6i时代，中国、美国和巴西的HR+乳腺癌诊疗现状？
Hope S Rugo教授：HR+/HER2-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乳腺癌亚型。尽管在年轻女性患者中，更具侵袭性的三阴乳腺癌（TNBC）病例有所增加，但HR+乳腺癌仍然是主要的诊断类型。当前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尝试识别这些癌症在早期阶段具有异质性的生物学特征，以便我们能够预防疾病的转移性复发。但总会有一些患者面临复发，一些患者在早期阶段可能就存在隐匿性转移。此外，我们还观察到，随着治疗手段的发展，HR+患者往往会在更晚期出现更具侵袭性的疾病复发。而CDK4/6i＋ET晚期一线治疗可改善患者生存。接下来需要明确的是，CDK4/6i进展后应该如何选择治疗？美国（而非全球）普遍使用血浆ctDNA或组织检测生物标志物来指导治疗。我们现在最为关注的两个标志物是PI3K-AKT-mTOR通路的改变和ESR1突变。
在PAM通路突变的患者中，可以选择AKT抑制剂卡匹色替（针对PIK3CA/AKT/PTEN改变患者）联合氟维司群或PI3K抑制剂Alpelisib（针对PIK3CA突变患者）联合氟维司群；携带ESR1突变的患者可以选择新型口服SERD（选择性雌激素受体下调剂）药物Elacestrant；此外，对于既往内分泌治疗不敏感的患者，CDK4/6i后也可选择新型ADC，比如2024年ASCO大会报道的DB-06研究[1]，探讨了T-DXd对比一线化疗用于经内分泌治疗失败的HR+/HER2-（大部分为HER2低表达，一部分为HER2超低表达）患者。再者，CDK4/6i（二线再使用）对部分患者也有效，但无进展生存期（PFS）较短，肿瘤缓解率较低。以上这些治疗方案是我们目前后CDK4/6i时代常用的治疗策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Débora Gagliato教授：我完全同意Rugo教授的观点。在转移性HR+乳腺癌一线治疗中，我们还没有找到可用的生物标志物，大多数患者会接受CDK4/6i联合芳香化酶抑制剂（AI），PFS约为27～29个月。但CDK4/6i进展后的治疗和预后非常差，接受单药氟维司群或者化疗的PFS非常短。如果患者存在ESR1突变，可以选择Elacestrant；如果存在PIK3CA突变可以选择卡匹色替或者Alpelisib联合氟维司群，如果存在AKT突变或者PTEN丢失，则选择卡匹色替联合氟维司群；如果患者携带BRCA1/2胚系突变，也可选择他拉唑帕利或奥拉帕利等PARP抑制剂；对于没有标志物的患者，则可以选择mTOR抑制剂依维莫司。此外，我们还需要考虑那些后线患者如果疾病负荷大、CDK4/6i＋ET治疗期间PFS非常短的患者，可以从ADC治疗中获益。因此，后CDK4/6i的治疗选择，需综合考虑生物标志物、疾病负荷和症状、既往内分泌治疗敏感性等情况，这是一个异质性非常大的患者群体。
刘强教授：我同意两位教授的观点，HR+疾病确实是最为常见的乳腺癌类型。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过去此类患者以内分泌治疗为主，如今有越来越多的靶向治疗可以与内分泌治疗发挥协同作用，成为此类患者的治疗新选。CDK4/6i在过去几年中非常成功，已成为HR+/HER2-晚期乳腺癌的一线标准，并且越来越多地应用于HR+/HER2-乳腺癌患者的早期辅助治疗。假如大多数高风险患者在辅助治疗中使用CDK4/6i，复发转移阶段的一线治疗又应该如何选择？对于这个群体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正如我们在会议前讨论的，不同国家的情况各异。例如，美国乳腺癌患者的高峰发病年龄是63岁，巴西是55岁，在中国则提前至46~48岁；大多数（近乎60%）中国乳腺癌患者初诊时仍处于绝经前或围绝经期状态。此类偏年轻的HR+乳腺癌患者的治疗存在一定的差异，药物可及性、可负担性也存在差异。我们需要做更多工作来改善早期和晚期HR+乳腺癌患者的预后。
Hope S Rugo教授：我认为另一个值得提及的数据是今年ASCO大会报道的postMONARCH研究[2]。该研究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更多关于使用CDK4/6i辅助治疗进展患者的治疗策略，因其入组患者包含了CDK4/6i辅助治疗或晚期治疗进展的患者。此外，正如我前面所说的，现在临床很少单独使用氟维司群，我认为也不太会单独使用口服SERD，而更希望进行联合用药。在本次ASCO大会上，我们团队还汇报了一项1b/2期伞状ELEVATE研究[3]，探讨了基于Elacestrant的不同联合治疗策略（联合不同CDK4/6i和mTORi）。我们已经确定了Elacestrant联合依维莫司和联合阿贝西利的2期推荐剂量（RP2D），将在2期扩展阶段进一步验证其疗效和安全性。
他山之石
PAM靶向治疗的临床经验分享
胡夕春教授：去年11月，卡匹色替获得了美国FDA批准。我想请教Rugo教授和Gagliato教授。能否请您分享一下在真实世界中使用卡匹色替的临床经验？
Hope S Rugo教授：卡匹色替是近期在美国获批的，我现在还有一位在CAPItello-291研究中已经服药约两年半的患者，这使人对试验的OS结果充满希望。我认为在临床实践中，这种药物的特点是耐受性较好。我们观察到一些皮疹和腹泻，但没有遇到PI3Kα抑制剂常见的高血糖问题；而且我们在内脏疾病以及骨和软组织疾病的患者中也看到了良好的疗效。CAPItello-291试验结束时，我们的一个担忧是患者是否能够继续做到“用药4天，停药3天”，因为患者很有可能会忘记服药。但患者似乎管理得不错，可能药物的供应方式也可以帮助患者维持对卡匹色替治疗的依从性。我在给患者用药过程中没怎么看到出现恶心的情况。
令人振奋是，卡匹色替也可应用于接受过一线化疗的患者。如果此类患者存在PIK3CA/AKT/PTEN突变，接受卡匹色替治疗将很有帮助。此外，我认为该研究还没有关注ctDNA检测的相关数据，但我们知道他们会对此进行研究，主要因为PTEN丢失尚无法通过ctDNA技术得到良好的评估。但希望在未来的一两年内，我们能有这方面的突破进展。目前，我们仍然非常依赖血液、血浆检测和组织检测。我们还需要知道的是，除了PTEN外，这条通路的突变通常是较为保守的。换句话说，只有少数患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突变，这与ESR1突变不断增加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不知道您的临床经验如何？
Débora Gagliato教授：卡匹色替刚在一周前获得巴西批准上市，这种药物的耐受度很高。我们在2023年SABCS大会有一个报告评估了接受卡匹色替治疗患者的生活质量[4]。通常情况下，与氟维司群治疗的患者相比，卡匹色替＋氟维司群治疗的患者生活质量得到了维持，并且接受卡匹色替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恶化得到了有效延迟。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另外，针对临床试验中的毒副作用，临床医生都非常清楚如何管理大多数患者的腹泻，只有不到10%的患者会出现3/4级的腹泻。作为肿瘤科医生，我们对轻中度腹泻的处理已经非常熟悉，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改变、饮食调整、使用止泻药物等方式对患者进行教育。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是在内分泌治疗基础上联合靶向治疗，因此需要关注联合治疗的毒副作用，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必须在她们有疑问或需要获得医疗团队支持或医疗照护时提供帮助。患者有权获得支持并解决他们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
Hope S Rugo教授：是的，我认为患者教育非常重要。对于可能出现皮疹的患者，预防措施和减量非常有效。如果患者出现皮疹，我们还会使用非镇静类抗组胺药物，疗效也相当明显。但是腹泻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们采用的是非常规的每天口服用药，而是“用药4天，停药3天”的间歇用药方式。如果患者在第4天或第5天出现腹泻，很有可能会在随后的3天停药时间内缓解或消失。所以我认为这段停药时间非常重要，并有助于您所提到的患者报告结局（PRO）数据。
胡夕春教授：“用药4天，停药3天”的方案是卡匹色替所独有的。我们能否尝试将这种方法用于其他PI3K/AKT/mTOR通路抑制剂？因为我了解到有一位中国香港医生尝试过将这种方法用于依维莫司。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Hope S Rugo教授：首先我们需要数据支持。“用药4天，停药3天”背后的故事非常有意思。这种药物的早期研发源于英国的一个实验室。最初测试时并没有大的制药公司参与，他们只能自己组织试验测试。当持续给药时出现了更多的毒性反应。因此，他们不断调整剂量并进行药代动力学检测，而后发现这种间歇用药方案是可行的。现在这种间歇方案是否为绝对的最佳方案？我们还很难评估。所以卡匹色替的间歇用药方案能否复制到其他PAM靶向治疗，我认为可能性还不大。
内分泌治疗为先
后CDK4/6i的治疗策略优化
胡夕春教授：是的。到目前为止，这种间歇用药方法只适用于卡匹色替。对于其他PI3K/AKT/mTOR抑制剂，我们仍需要证据和药代动力学数据的支持。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卡匹色替的循证医学证据。CAPItello-291研究是一项大型III期临床试验，主要针对CDK4/6i经治人群。请王晓稼教授探讨您对这些研究结果的看法？
王晓稼教授：CAPItello-291研究入组患者在晚期阶段既往内分泌治疗线数≤2，既往化疗线数≤1，其中有将近70%的患者接受过一线CDK4/6i联合ET。这类CDK4/6i经治患者的后线治疗效果并不是很好。CAPItello-291研究结果对临床而言可谓至关重要。在首次期中分析中，我们看到总人群的中位PFS达到了7.2个月，是对照组3.6个月的两倍，疾病进展风险下降了40%（HR 0.60）；而PIK3CA/AKT/PTEN突变人群（7.3 vs 3.1个月，HR 0.50）也得到相似的获益结果[5]，这样的结果对患者来说是非常好的。
胡夕春教授：Rugo教授，您是这项临床试验的全球PI之一。我的问题是对于未发生基因变异的患者应该给予怎样的关注？因为在该研究的全球总人群中，PAM通路未改变人群的PFS风险比为0.79。但实际上PAM通路未改变的患者可能包括突变阴性和突变未知的情况。在中国队列的分析中，明确为非PAM通路突变的人群，卡匹色替的获益优势更明显，PFS风险比仅为0.38（9.2 vs 2.7个月，HR 0.38）[6]。您对此有何评论？
Hope S Rugo教授：我们目前还不知道答案。我认为目前取得的进展是有帮助的。显然，受益的患者数量远远超过了您在中国队列中观察到的68例明确非PAM通路突变的患者。未知通路变异的患者约占16%，此类患者非常重要，因为FDA在进行建模时不能确定如果所有这些患者都发生变异，是否会维持受益。因为会有更多的患者被归类为野生型（Wild type），而实际上却有突变。我认为一旦我们可以使用ctDNA进行检测，这将会非常有帮助，因为它将更清楚地告诉我们野生型疾病的患者群体。目前，我们只能根据一定的百分比来作出判断，而使用ctDNA将会更加准确。虽然风险比有所上升，但仍然相当令人满意。我认为卡匹色替在未发生PAM通路基因突变的人群中可能效果相当不错，但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数据来证明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队列。当然，两组68例患者的样本量，大约相当于一项2期试验，我们仍需要扩大样本的研究进一步验证。
刘强教授：在DB-04研究之后，T-DXd被推荐作为CDK4/6i进展后HER2低表达患者的治疗选择之一。如果患者的肿瘤是HR阳性、HER2低表达，您会优先考虑在二线治疗中使用T-DXd还是卡匹色替？
Hope S Rugo教授：DB-04试验入组患者至少接受过1线化疗，而卡匹色替主要针对的是未经化疗的人群（≤1线化疗），这是两种不同的治疗场景。我们的数据表明，在合适的情况下应当最大限度地提高内分泌治疗与靶向药物的疗效，然后再进行化疗。本地ASCO大会报道的DB-06研究也是入组未经化疗的患者，该研究已经达到PFS显著改善，但我们还需要等待OS结果，才能判断对于这类本属于一线化疗的患者，应该选择T-DXd还是卡匹色替。但我不认为这会削弱使用卡匹色替或其他靶向药物、新型内分泌治疗的作用。你认为患者更愿意接受不影响旅行或自由行动的口服用药，还是每三周一次的静脉用药？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Débora Gagliato教授：我同意您的看法。尽管我们会给予抗恶心、止吐药物，对接受T-DXd的患者提供帮助和支持，但他们还是时不时会感觉不舒服。他们不得不去输液中心获取药物。此外，我们在2023年ESMO-BC大会上听到了Nicholas Turner的报告[7]，表明无论之前是否使用过化疗、疾病的内脏部位或之前是否使用过CDK4/6抑制剂，卡匹色替都效果明显，与单独使用氟维司群相比，均有一致的PFS改善。
Hope S Rugo教授：在2024年ESMO-BC大会上，我们展示了与既往数据互补的第二次无进展生存期（PFS2）结果[8]。卡匹色替＋氟维司群治疗后最常见的后续治疗是化疗，所占比例超过40%。在这种情况下，卡匹色替组患者的PFS2仍有延长（总人群：14.7 vs 12.5个月，HR 0.70；PIK3CA/AKT/PTEN改变人群：15.5 vs 10.8个月，HR 0.52）。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患者仅接受了一种后续治疗，只有少数患者接受了其他后续治疗；通常情况下，如果患者接受了多重后续治疗，意味着出现了进展较快的耐药性。这也从侧面反映，T-DXd主要用于真正需要化疗的患者（比如进展较快或内分泌不敏感的患者），但并不能完全替代内分泌治疗。卡匹色替能够使更多患者在一线内分泌治疗进展后，维持较长时间内仅接受一种后续治疗。
胡夕春教授：我们对PFS2非常感兴趣。您有没有患者在二线化疗中使用T-DXd？
Hope S Rugo教授：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接受一线化疗后的二线治疗。我有一些患者已经在第一次转移性疾病治疗中使用T-DXd，因其存在短时内危及生命的疾病。例如一例乳腺小叶癌患者短时间内出现胆红素升高5倍，患者接受了减剂量的T-DXd治疗，第一个疗程后各项肝酶、胆红素指标均有明显好转。因此，对于这类需要快速控制疾病的患者而言，ADC是比较好的选择；其他的大多数情况我们仍使用基于内分泌的治疗。在卡匹色替＋氟维司群治疗后出现疾病进展，我们会建议患者参加口服SERD药物的临床试验，以寻求其他替代治疗；但如果治疗不成功则还是会考虑给予化疗。我们认为在今年ASCO大会之后，我们将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T-DXd可及，对于这些需要接受静脉治疗快速控制疾病的患者，我们应该选择T-DXd还是化疗？我猜想在DB-06研究中医生最常选择的化疗药物可能是卡培他滨。
精准诊治
尽早检测为患者寻找治疗希望
胡夕春教授：在后CDK4/6i时代，CAPItell-291研究对HR阳性乳腺癌的诊断和治疗将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王晓稼教授：以往对于此类CDK4/6i经治的HR阳性晚期乳腺癌患者，大多将接受化疗或氟维司群治疗。但是，如果患者存在PIK3CA/AKT/PTEN任何一种突变，根据CAPItell-291研究选择卡匹色替＋氟维司群治疗能够获得显著的PFS获益。目前，其他PAM通路抑制剂尚缺乏纳入CDK4/6i经治人群的大型3期临床试验。因此，我认为CDK4/6i耐药的患者应首选卡匹色替治疗。
Débora Gagliato教授：我认为CAPItello-291研究代表了我们在临床实践中所面对的患者群体。我们知道该研究中大约70%的患者在CDK4/6i＋ET治疗后出现了疾病进展。无论是总人群还是既往是否接受过CDK4/6i的患者，均表现出卡匹色替带来的显著PFS获益。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差距。在这项试验中，单用氟维司群的中位PFS仅约为3.6个月，而卡匹色替联合组的中位PFS则延长至7.2个月，是对照组的2倍。因此，我认为毫无疑问，卡匹色替应当作为CDK4/6i＋ET进展患者的重要治疗选择。
胡夕春教授：CAPItello-291研究结果表明卡匹色替对PIK3CA/AKT/PTEN突变人群有显著的治疗获益。在临床实践中，有必要对HR阳性乳腺癌患者常规进行PI3K/AKT/mTOR通路相关的基因检测吗？你所在的中心有哪些检测方法？
刘强教授：PAM通路突变与ESR1突变略有不同。虽然在早期乳腺癌中ESR1的突变非常罕见，但在转移性乳腺癌中较为富集。正如Rugo教授所言，PAM通路突变是较为常见，早期乳腺癌的PAM通路突变率即可高达40%～60%，与晚期疾病大致相似。由于大多数早期患者可治愈，因此我们不太关注早期疾病的PAM通路突变。但是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PAM通路激活与CDK4/6i、内分泌治疗、化疗等诸多耐药相关，对指导预后和治疗有重要价值。在我们中心，我会鼓励患者在转移性疾病确诊时就进行NGS检测，以发现更多的具有临床意义的基因突变。现在我们有了卡匹色替这一强大的治疗武器，而此前我们的治疗选择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发现了PAM通路突变也难以给予针对性的治疗。
Débora Gagliato教授：PAM通路突变通常作为一个主干突变，存在于原发肿瘤中。如果只有一次体系突变的检测机会，我更倾向于在患者接受CDK4/6i＋AI治疗后出现疾病进展时进行检测，因为有机会检测到ESR1，这是后天获得的突变。但如果可以进行多次体系突变检测，那可以在患者诊断出转移性乳腺癌的原发病灶检测或者ctDNA检测，以评估患者在CDK46i＋ET后出现的PAM通路突变以及ESR1突变等。目前在乳腺癌领域，医生需要了解分子检测的重要性，患者需要获得这些检测，因为只有检测才能使患者有机会获得精准治疗。
胡夕春教授：但是基于NGS的检测非常昂贵，是否有其他更加经济的检测方法？
刘强教授：我认为这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国内的多基因检测的费用为几百美元到千余美元不等。但如果与药物相比，这样的检测费用就不算很贵了。
Hope S Rugo教授：我们还有一些本土的检测方法更便宜，所以我在接待患者咨询时会考虑到这些选择。尽管我必须说，不同检测方法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差异很大，我们目前并不真正了解它们之间的相关性，这也会产生影响。而且如果在血浆中找不到任何突变，一些患者可能没有变异的等位基因片段，其肿瘤遗传片段并不会从骨髓中释放出来，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进行组织检测。
胡夕春教授：有个真实的病例请教，某患者接受了表柔比星化疗方案治疗肝转移。10个月后，患者病情进展，并发现患有PIK3CA突变。在这种情况下，临床上您会怎么处理？
Hope S Rugo教授：我会优先给患者使用卡匹色替联合氟维司群。如果我有一个关于口服SERD或者卡匹色替治疗的试验，我会鼓励患者参加试验；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会推荐现有的治疗方式。但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不幸的年轻患者，接受传统的单药内分泌治疗或化疗，PFS获益非常短。所以有临床试验的情况下，我肯定会试一试。
胡夕春教授：您是否会考虑T-DXd呢？
Débora Gagliato教授：既往数据表明，在使用CDK4/6i后两个月内出现疾病进展的患者，其总生存期非常短，因此这些患者确实是我们必须进行精准治疗的对象，以延长其生存期。对于您所说的患者，我也会考虑给予PAM通路抑制剂，因其疗效非常高。我们已经有了治疗靶点。我们知道这条信号通路对疾病非常重要，因此我仍然会尝试使用卡匹色替联合氟维司群。但我会密切关注患者的情况，如果需要转换治疗方案。
Hope S Rugo教授：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发现有些患者可能已经接受内分泌治疗一段时间，或者年纪较大，因此在接受T-DXd治疗时可能会感到非常疲劳和恶心，使治疗变得困难。因此，我认为先给予这些患者卡匹色替＋氟维司群治疗，然后再尝试T-DXd，并不会影响疗效。但如果患者的肝脏充满了肿瘤，肝酶升高，存在威胁生命的疾病，我会考虑给予T-DXd治疗。
参考文献
[1]Giuseppe Curigliano，et al.Trastuzumab deruxtecan(T-DXd)vs physician’s choice of chemotherapy(TPC)in patients(pts)with hormone receptor-positive(HR+)，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low or HER2-ultralow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mBC)with prior endocrine therapy(ET):Primary results from DESTINY-Breast06(DB-06).ASCO 2024;Abstract LBA1000
[2]Kevin Kalinsky，et al.Abemaciclib plus fulvestrant vs fulvestrant alone for HR+，HER2-advanced breast cancer following progression on a prior CDK4/6 inhibitor plus endocrine therapy:Primary outcome of the phase 3 postMONARCH trial.ASCO 2024;Abstract LBA1001
[3]Hope S.Rugo，et al.Elacestrant in various combinations in patients(pts)with estrogen receptor-positive(ER+)，HER2-negative(HER2-)locall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adv/mBC):Preliminary data from ELEVATE，a phase 1b/2，open-label，umbrella study.ASCO 2024;Abstract 1069
[4]Nicholas Turner，et al.Capivasertib and fulvestrant for patients with aromatase inhibitor-resistant hormone receptor-positive/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negative advanced breast cancer:results from the Phase III CAPItello-291 trial.Cancer Res(2023)83(5_Supplement):GS3-04.
[5]Turner NC，Oliveira M，Howell SJ，et al.Capivasertib in Hormone Receptor-Positive Advanced Breast Cancer.N Engl J Med.2023;388(22):2058-2070.doi:10.1056/NEJMoa2214131
[6]Xichun Hu et al.Capivasertib(C)+fulvestrant(F)for patients(pts)with aromatase inhibitor(AI)-resistant HR+/HER2–advanced breast cancer(ABC):Phase III CAPItello-291 trial Chinese cohort.2023 ESMO ASIA.LBA5
[7]Turner NC，et al.Capivasertib and fulvestrant for patients(pts)with aromatase inhibitor(AI)-resistant HR+/HER2-advanced breast cancer(ABC):subgroup analyses from the Phase 3 CAPItello-291 trial.2023 ESMO BC，187O
[8]Hope Rugo，et al.Capivasertib and fulvestrant(F)for patients(pts)with aromatase inhibitor(AI)-resistant HR+/HER2-advanced breast cancer(ABC):Second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2)and time to first subsequent chemotherapy(TFSC)in the CAPItello-291 trial.2024 ESMO-BC，183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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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夕春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内科首席博士研究生导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福建省肿瘤医院）大内科主任
ESMO乳腺癌Faculty Member
国际ABC 5-7 panelist
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肿瘤内科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多原发和不明原发肿瘤专委会荣誉主委
中国抗癌协会临床化疗专委会副主委
中国抗癌协会分子靶向专委会副主委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副主委
上海市医师协会肿瘤分会副会长
上海市抗癌协会常务理事
上海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上海抗癌协会癌症康复和姑息治疗委员会前任主任委员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审评中心审评专家
发表论著300多篇，包括Lancet Oncol和JCO杂志等
主编《肿瘤内科方案的药物不良反应及对策》和《肿瘤科常见诊疗问题问答-胡夕春医生查房实录》等
主持十三五“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等
上海市领军人才、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二等奖、全国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和上海市医学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
Hope S.Rugo教授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海伦·迪勒家庭综合癌症中心
UCSF海伦迪勒家庭综合癌症中心乳腺肿瘤学和临床试验教育主任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委员
乳腺癌转化研究联盟(TBCRC)成员
联盟(前CALGB)乳腺委员会成员
随机II期I-SPY2药物实验安全委员会主席
乳腺癌研究基金会(BCRF)资助的多中心免疫治疗临床研究首席研究员
Débora Gagliato教授
巴西圣保罗葡萄牙慈善医院
LACOG-GBCAM和巴西利亚临床肿瘤学会（SBOC）成员
巴西临床肿瘤手册（MOC）乳腺癌症专家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会员
国际医学期刊评审员
刘强教授
教授、主任医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外科主任
逸仙乳腺肿瘤医院执行副院长、乳腺肿瘤中心主任、乳腺外科主任
ESO-ESMO年轻乳腺癌国际共识专家组成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分子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乳腺病分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
中国普通外科杂志副主编和中华内分泌外科杂志副总编辑
新加坡国立大学外科博士，回国前任哈佛大学Dana Farber癌症中心讲师
主持多项国家级重大项目包括多项国自然重点项目和国际合作重点课题，率先开展液体活检和免疫联合治疗在乳腺癌的应用，并发起和制定中国首部年轻乳腺癌诊疗专家共识，2020年获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国之名医·优秀风范”荣誉称号。擅长乳腺癌的诊断、手术和综合治疗，尤其高难度保乳手术、年轻乳腺癌和三阴乳腺癌的个体化精准治疗。
王晓稼教授
博士、主任医师（二级）、博士生及博士后导师
浙江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
浙江省免疫学会副理事长
浙江省肿瘤智能诊断和分子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浙江省肿瘤诊治质控中心副主任兼乳腺癌质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医学伦理委员会常委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肿瘤心脏病学组委员
浙江省医学会肿瘤内科分会主任委员
浙江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肿瘤内科专委会前任主委、肿瘤心脏病学专委会（筹）牵头人
浙江省转化医学学会副会长兼精准医学分会会长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3352号